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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有點胡氣的地方，寫好它並不容易。明代以來，談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經典。我歷數那些有趣的文字，覺得寫得最好的有兩類人，一是客居那裡的士大夫，二是有過異鄉經驗的北京人。劉侗、龔自珍、陳師曾都是外地人，他們對北京的描述，傳神裡透著哲思。老舍是在遠離北京的地方寫下瞭《二馬》、《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葉廣芩移居西安後，京味作品才越發淳厚起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記得是鄧雲鄉在一本書裡寫北京的風俗，好像一幅幅畫，真的美麗。鄧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並不久居京城。於是便得到結論：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諸多非北京的因素構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麼呢？大概是漂流於此或移居此地的人吧。我與鄧雲鄉先生隻見過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進進於帝京，感慨自然不同於別人。那是在湖廣會館的一個堂會上，友人祝賀季羨林米壽，許多人聚在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空城計》，頗為好看。鄧雲鄉特地從上海趕來，並寫瞭舊詩一首。大傢都說這詩好，我便把它拿到晚報刊出來。對鄧先生的學問我知之甚少，但他對北京歷史與風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在上海，卻對舊京充滿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對此不太服氣，覺得他對古城的理解有點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記載而言，鄧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裡是有點色彩和味道的。
鄧雲鄉在北京的時間不長，對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裡的人，對此不太在意瞭。他的許多文章，代表瞭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說起來真可以寫一部大書。也由於他，我常常註意那些外鄉人初入北京的文字，這或許與我是個異客有關。北京這個地方，因為外鄉人的湧現才有瞭它特別的格局。異客筆下的北京總有一點不同的調子的。
多年前看到孫犁的一篇文章，寫初到北京時的感受，被電瞭一般地觸動瞭神經，發現他剛來此地時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過。身處異地，舉目無親，要堅持自己的夢裡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三十年代，北京已改叫北平，年輕的孫犁懷著抱負來此，大約也是尋異路的。可是環境畢竟太壞，自己並不適應，便悄然溜回故土，作別一種選擇。我想起瞭我的父親，也是這樣的，從內蒙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談到那時苦楚的樣子，對己身多是嘲笑，而遺憾的感嘆也是有的。類似的情況在民國不知道有多少，那個時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沒有原因。在沒有出路的地方，地火要燒出來的。有一年讀到梁斌的回憶文章，發現瞭類似的經歷。他在那時候也是到舊京尋夢的人。似乎也遇到問題，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章裡寫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學失業瞭。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歲那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傢中，還是想入學讀書。有人介紹瞭一個私立中學，我搬去住瞭幾天，那簡直不像個中學；教員少，學生也少，是才成立的。有人建議，叫我上鬱文大學，混個文憑。考瞭一下，還真考上瞭。可是鬱文大學是當時有名的野雞大學，共青團員上野雞大學，覺得很不光彩，混個文憑又有什麼用？我沒有那麼多錢，也上不起。想來想去，還是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圖書館自學，專攻文學。
梁斌的選擇在那時候有代表性。失業是大痛苦，現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這些。所以要留在城裡，必須要有靠山，或投親，或靠友。一無所有者，隻能回到故裡。勉強留下來的，都掙紮著。偶有幸運者，也是遍體傷痛。現代文學這樣的描寫，實在是不勝枚舉。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寫禮贊北京的文章，雖然喜歡千年的老屋和古樹，卻也對其莫測的世界有無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學生，在幸運裡也含著失落的記憶。他們畢業後，一般能在一個地方找到工作，教書或做職員、記者之類，都是一種選擇。但對舊京的一切，似乎也難以進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來到北平時，頗不習慣。他在午門工作的幾個月裡，心情是寂寞的，對這個深不可測的宮殿一隅，竟生出悲涼的感覺。待到解放軍南下的熱潮卷來，也就隨軍而去，不再與古董們為伍瞭。
離開北平的憤怒的青年後來寫到自己的經歷，對胡同裡的人生都有著怪怪的感受。高長虹就厭惡京城裡的老氣與市儈氣，他在其間得到的多是失敗的記憶。而丁玲則是另一種眼光，好像對上海的感覺更好一些。三十年代的青年，畢業後厭惡做官，以為是沒有出息的選擇。馮至先生談那時候的擇業理念，是寧可到境外偏僻的地方當老師，也決不茍且在官僚社會裡。他從北大畢業後就去瞭黑龍江教書，自以為是快樂的。那時候的馮至在裡爾克的詩情裡，絕不眷戀京都的好處，仿佛精神高於一切，雖然自己不掩飾對紅樓的懷念。我看他與廢名、楊晦的通信與交流，感到瞭他們的憂鬱裡的誠懇。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尋覓裡，快樂地寫著自己的詩文。
在諸多青年的詩文裡，漂流的感覺是苦而樂的。無論是從外省到帝京，還是從帝京到外鄉。中國的讀書人在流日本溫室御葡萄｜日本溫室御葡萄批發動著。以臺靜農為例，忽而廈門，忽而北平，忽而四川，忽而臺北。居無定所，精神一直遊蕩著。我讀他晚年在臺北寫下的那篇《遼東行》，看到他對唐代遠征遼東的士兵的描述，心想，或許是其個人經驗所致，其間未嘗沒有內心的投影。在路上的人，是深味無所歸心的煩惱。而那時候的人，是沒有傢的定所者多。即便是生於斯老於斯的新文人，大抵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為傢的人。而出走，在那時候真的有時髦的一面。
與這個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倒是為其留下新的痕跡，成瞭日後京都的美妙的瞬間記憶。陶醉於古城歷史的那些墨客，則因士大夫的自戀，有點遺民的味道，遂不被現代青年關註瞭。沒有被記載的北京，可能更貼近真實，無語的民眾更知道世間的涼熱。可惜那些氣息都流散到時光的空洞裡，不易被察覺到。隻是漂泊在此的青年，看到瞭士大夫們不一樣的所在。他們的感受似乎穿透瞭夜裡的世界，濺出瞭絲絲血色，這把沉鬱的古都，變得有溫度瞭。
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這個城市詩意的一部分。那是從民國初就已經開始瞭的。
一部分是求學來的，一部分乃經商或謀職於機關者。還有些畢業即失業的藝術求索者。帝京老氣橫秋，而舊宅與街市也不乏時髦的院所。廢園之外，歐風偶可感到，西交民巷與教會大學，還是吸引瞭諸多學子的。
張中行寫老北大的生活時，談到寄宿於此的各類青年，都很特別。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畢業失業瞭，也擠在校外的民房裡，留下諸多故事。有做學術夢的，有的是行吟的詩人，印象是潦倒者居多。他自己就因為沒有工作，從外地回到古城，在同學的宿舍借住，和朋友們都在惶惑裡等著明天。這種沒有工作的苦，他晚年敘述起來依然是悵然難去的。
年輕的時候讀到韋素園譯過的詩，寒氣習習，有點恐怖的味道。那樣寂寞慘烈的文字，似從安德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流出來的。他也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在掙紮裡給昏暗的舊京帶來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可憐死得太早，惜乎不得展示才華，流星般地沉落瞭。
關於他的身世我一直好奇。這個短命的青年有著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氣質。韋素園是安徽人，1921年曾去俄國，不久回到北京。他在北京開始瞭俄國文學的翻譯。那時候他還是個學生，與弟弟韋叢蕪一起在北京求學。他們的生活，主要由其兄資助。1924年，長兄突然逝世，斷瞭他們的經濟來源。按哥哥的遺囑，希望兄弟兩人結束在北京的漂流，回到老傢過日子。然而韋素園、韋叢蕪堅持在北京苦讀，以微薄的資金，維持著他們的生活。
在最清貧的時候，他們結識瞭魯迅，而且很快組建瞭文學社團——未名社。那時候他們沉浸在翻譯的快感裡，許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發行。韋素園、李霽野、臺靜農、曹靖華、韋叢蕪在這個平臺上做瞭許多趣事。在北京荒涼的地方，那些文字像一豆燭光，在無邊的黑暗裡閃爍著。
不善言語的韋素園，在譯介上用力很勤。他自己寫的文字不多，但所譯果戈理、契訶夫、柯羅連科、索洛古勃、屠格涅夫、安德列夫等人的作品，都很傳神。那些作品的特點都有些苦楚，氣息是冰冷的，而背後卻有一絲絲熱流湧動著。他那麼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連自己的氣息都有類似的味道，以致魯迅對他都有些喜歡，覺得是未名社裡最真的人。
譯介的出版給他們帶來瞭一點收入，彼此也可以在京城站住腳瞭。但不久就是不幸的事情出來，韋素園患重度肺結核住院，幾乎無法工作。我讀到他在西山養病時給李霽野的信件，內容十分的沉重。比如勸大傢節儉，註意身體。也擔心這些漂在城裡的青年因經濟問題而無法生存。他在西山養病時的文字極為肅殺，有著俄國詩人的灰暗與憂傷。我看瞭他和友人那時候的文字，快活的不多，差不多都染上瞭類似的傷感。為什麼如此，或許與經歷有關？總之，他們的清冷的文章是有末世的哀涼的。
未名社聚集著一些有信仰的人。他們漂在北京，各有不同的原因。李霽野是文學青年，韋素園有著翻譯傢的夢，臺靜農大概要成為作傢吧。唯有李何林不同，是因為參加暴動失敗而流浪到這裡，有政治避難的一面。他們知道北京不是自己的傢，可是它的開闊和混雜，能夠接受異樣的東西，人不分南北，心不管東西，都可以存在。
但韋素園並不樂觀。當李霽野慢慢和周作人靠攏，臺靜農的士大夫氣出現的時候，韋素園卻依然在索洛古勃的世界裡。在致李霽野的信裡，他的內心是極為苦楚的：
我的病不是我個人的虧損，卻是新生活的小團體的全部的損害，沒有魯迅先生和你們的努力，團體固然破滅，即我個人二十餘年的生命，大概也要作一個短短的終結。現在還好，我們都還依然存在著，不過刊物改瞭一個名。但改名之後，據說要減少八面，每面再多加兩行，實際是和以前數字差不多，不過薄些。但是我想，總算薄瞭，像人傢那樣開本加厚，大吹大擂，我們這真夠冷靜得多瞭。有什麼辦法呢，叢蕪也在病著。
我自得病以來，你們是知道的，精神改變得多瞭。我臥病在法國醫院的時候，每日話不準說，身不準動，兩眼隻是閉著，醫生叫我靜靜地睡養，但我腦子卻停止不瞭作用。那第一個突然印在我腦子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臉；但這隻是苦臉，並不頹喪，而且還滿露著堅毅慈愛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卻。我那時曾托霽野轉請俄女士裡丁尼古拉耶夫娜為我雕塑一個托氏的銅像，她居然應允瞭，我真衷心鳴謝。
在另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所要向你們說的，乃是我覺得將來你們還存在的人，生活一定是日趨於苦。現在社會紊亂到這樣，目前整理是很無希望的瞭，未來必經過大破壞，再謀恢復。但在此過程中，痛苦和犧牲是難免的，為著這，我覺得你們將來生活也多半不幸。在此無望中，老友們，我希望你們努力，同時也希望你們結成更高深的友誼，以取得生活的溫暖。
我最初讀韋素園的信，恰是他當年那個年齡。他好像說出瞭我的某些感受。他所翻譯的詩文都很美，是憂鬱裡的美。記得他在描述北京城時，灰蒙蒙的感覺，沒有一點生氣。他甚至說像勃洛克筆下的俄國的城，希望地火燒毀這個古城。文字雖抱怨北京，卻希望新的北京的出現。那個北京屬於自己，是新生命的搖籃。那搖籃是什麼樣的呢？他未必說得清楚。自己去瞭，卻不屬於曾有的世界，臨終的苦態，我們是忘不瞭的。
鶴見佑輔在《思想·山水·人物》裡寫到對北京的感受。這個日本人在從東北趕到北京時，從遠遠的地方看著這座神秘的城，遂嘆道：大而深，似乎有無數的掩埋。這句話對我一直是個深切的印象，好像裡面有許多難言的秘密在。因為那其中有歷史的感懷和別的什麼吧。
北京的大，的確可以藏龍臥虎。政客、商人、學者都在此混日，並不顯得擁擠。而且是各行其道，得天樂而存活。漂在這裡的人，各有夢想。唯新式青年居多。自然，有的懷抱文學之夢，有的逃難於此，心境大不相同的。
我現在居住的地方，是舊時椿樹館所在地，如今依然是晉人的會所。有時走在那會所旁，總想起一個人來，那就是高長虹。他在北京時，就住在這裡，一時紅紅火火。高長虹因辦“狂飆社”而聞名。受到魯迅的鼓勵，遂有瞭來京發展的渴望。他率性、激烈，也有文采，模仿著魯迅寫那些詩意的短文和吶喊的篇什。他的來北京，給魯迅以不小的刺激，魯迅最初是欣賞這位血性的青年的。在魯迅看來，中國要有希望，是應有這類反叛的學子在的。
與老氣的北京比，狂飆社的幾個詩人，是一股強烈的風。他們的文字在摧毀著士大夫的營壘，也一面閃著尼采的光芒。我讀到他的文章，遒勁、奔放，是無邊的遊蕩。他們似乎不喜歡這個古老的東方，全不把舊式的存在放在眼裡。但他們一些人後來過於堅硬，與環境竟無妥協的地方，遂遭挫折，於是不久就解體瞭。
那時候北京的文學社團很多，出現得快，也解散得快。激烈的青年們不喜歡象牙塔裡的東西。他們厭惡士大夫的時文，寫異文，尋歧路，也把新文學的影響擴大瞭。
高長虹一輩子沒有擺脫流浪的苦命。從北京到巴黎，從香港到延安，後不得志地彳亍於東北的冰天雪地，竟客死他鄉，真有點尼采的樣子。不願意隨波逐流，高揚著個性山梨縣溫室水蜜桃禮盒｜山梨縣溫室水蜜桃禮盒批發，和魯迅、毛澤東都鬧翻，真真成瞭孤獨者。在庸常與毀滅間，選擇的也隻有後者。當漂泊而無所歸屬的時候，生命是無色的。在而不屬於世界，誰能承擔得瞭呢？
和高長虹這樣的詩人比，李何林的北京之旅是另一個色調。他的左翼心態不亞於高長虹，但卻顯得安寧。記得李何林先生生前講到他逃難到北京時的語氣：1928年，因參加霍邱暴動失敗，隻好外逃。到哪裡去呢？他想起瞭在北京的李霽野、韋素園等。於是投奔京城。那時候的未名社經濟緊張，韋素園在生病，臺靜農等還被捕過。但李霽野還是接納瞭他，使他在此度過瞭平安的日子。
在北京流落的人形形色色，形成瞭各種文化小團體。許多外省人進入古城，老北京多瞭異樣的聲音。但外來的人口，很快湮沒在胡同與街市之間。在夾縫中還能存在下來是要有智慧和本領的。李何林後來回憶道：
在未名社避難，不但增加瞭他們的經濟負擔（素園患肺結核住西山病院，靜農做點小事，李、韋都是在校學生，靠微薄的稿費維持生活），他們當時擔當的政治風險也很大的。霽野、叢蕪在我到北平前兩個月，因出版一本禁書被北洋軍閥逮捕坐牢剛剛釋放出來，又隱藏一個暴動後被通緝的共產黨，實在是冒著不小的風險。但他們毫不遲疑地讓我住下去，素園在病床上還為我的生計操心。
漂在北京，必須要有經濟的支撐和事業。李何林那時候面臨著生活的調整。他知道不再可能回到戰場上，選擇的是編書工作。他極為細心，也頗為認真。在景山東街一個舊房前，掛起瞭“未名社出版部”的牌子，把魯迅等人的譯作與新出版的作品推向社會，一時得到一些收入。但時間一久，便感到如此生存不易，在常惠的幫助下到瞭北平圖書館。可還是不如意者多多，要不是顧隨的幫助，到天津找到瞭一個教職，其運之苦也可想象出來的。
李何林後來的命運一直多舛。因為他上課時總不自覺地流露出左翼的傾向，便一再被校方驅逐。從一所學校到另一所學校，更迭之頻，實屬罕見。他走瞭許多地方，像隻飛鳥，沒有固定的巢穴。他的友人王冶秋、王青士都是這樣。或走到烽火裡，或死於厄運，真的坎坷不已。民國的文人們習慣於被放逐與自我放逐，是尋路者的苦命。類似的人物，我們一時是舉不完的。
京城裡的外來女性的漂流，也是一番風景。
知識女性在那時候來到北京，都非弱者。但留下感傷的人多多，這在文學史裡的記載為數不少。五四後，女性可以到大學讀書，於是一批有才華的女子來到古都。女子師大、北大、燕京大學等，都開始接收女性。不過，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可以得到求學的機會。蕭紅、丁玲都來到這裡，結果是失望而歸，留下的是挫折的記憶。丁玲當年在北京的生活很是可憐。她靠著傢裡的資助，勉強混著。那時候她投考美術學校未果，隻好四處求助，一會兒想去國外，一會兒要做公司秘書，但都因經濟與機緣的關系空手而歸。她在自述裡不隱瞞拮據之苦，生存在那時候成瞭問題。於是她寫信向魯迅求救。魯迅並沒有回信，據說是聽到荊有麟的挑撥，誤以為是無聊之人，便把那信置之一邊。與自己心慕的人擦肩而過，使其有一種破滅的悲哀。她對北京失望起來，甚至怨恨著這樣的生活。丁玲寫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都很淒慘。要不是胡也頻的出現，其境之苦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因此說，救人於苦海者，唯有愛情，她和胡也頻的故事真的可書可嘆，不知學者們對此是如何解釋的。其實愛情也離不開凡俗，他們還不時到當鋪裡當東西，為生計發愁。每每購置物品都盤算再三，實在不敢瀟灑。靠著傢裡的一點資助在外生活，自己又沒有通天的本領，收獲的隻能是困苦。她在獨處時不乏憂戚的面色，常常自問：難道就這樣漂泊下去嗎？
我常常想：那時候的革命，雖然有哲學的理由，其實與人們生存不下去大有關系。德國的顧彬先生說，憂鬱癥者大概選擇革命的路的很多，也許是對的。當社會無法提供那些生存的機會時，左翼的存在也許是必然的。革命有時來自漂泊者的沖動。不知有人統計過沒有，凡參與左翼文化者，有多少來自富豪之傢，多少是都市的漂泊者，那數字背後一定有文章在的。知識階級的漂泊與遊民的力量一旦結合起來，是巨大的力量。而這些，我們過去不太去說。北京的流浪者與現代文學和革命的關系，說起來也大可深究的。
和丁玲不同的另一些青年，也非牧歌的生活。我註意到北京高校裡的女性，向來也是有叛逆性格的。許廣平、陸晶清、蘇雪林都有膽氣，文章也各有特點。自然，其間也有孱弱感傷者流，比如石評梅就是。石評梅從山西過來，很快露出寫作的才華。在外人看來有浪漫的情調，風范是美的。但你看她的文字，卻留下瞭痛楚的記憶。石評梅在京讀書、寫作，可是日子卻頗為孤寂。其文風裡的無奈與大的悲涼，是丁玲那樣的作傢也寫不出來的。
我在年輕時讀過石評梅的許多文章，很震驚於她對京城的描述。她好像受到魯迅的影響，顯得異常肅殺。她用“灰城”、“死城”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個古老的都市，對街市與人間之情是怨懟的時候居多。石評梅自稱她是這個古城的漂泊者，一直沒有傢的感覺。天地之間，已無法逃逸，大傢陷在死境裡，有什麼光熱在裡呢？她在《花神殿的一野》中寫道：
回想這幾年漂泊生涯，懊惱心情，永遠在我生命史上深映著。誰能料到呢！我依然奔走於長安道上，在這紅塵人寰，金迷紙醉的繁華場所，扮演著我心認為最難受最悲慘的滑稽趣劇……
我偶然來大紅榮蘋果｜大紅榮蘋果批發到這裡的，我將偶然而去；可笑的是飄零身世，又遇著變幻莫測的時局，倏忽轉換的人事；行裝甫卸，又須結束；伴我流浪半生的這幾本破書殘簡，也許有怨意罷！對於這不安定的生活。
石評梅的感傷，固然因為和高君宇愛情的悲劇，思親過重所致，但京城壓抑的氛圍，和社會風景的漠然，也是導致其早早離世的原因吧。知識女性寫北京，淒婉的故事裡是生命的絕唱。北京的貴族與世俗之風下的人生，乃無邊的苦海。那些民國間的文字透出的氣息，實在是讓人們氣悶不已。
在讀那些陳舊的文字時，我也常常想，像許廣平這個青年女子，如果不是愛上魯迅，會如何選擇路徑呢？她的漂泊之苦，很快得以終結，來到大樹之下，命運就完全變瞭。而石評梅則隻能死亡。她不及冰心與陳衡哲的運氣，難以躲到象牙塔裡存活。和她相似的還有蕭紅，那客死香港的慘相，比起她天才的文本，更讓我們這些讀者感傷不已。
一部現代女性寫作史，是淚流成的。不像當代的女子那麼瀟灑。民國的女子也許隻有張愛玲出離瞭單線條的感傷，她即使獨居紐約，也能冷冷地看著他人，冷冷地看著自己。憂戚之色早被自嘲與戲謔消解瞭。
去留之間，大不相同。久居京城的人，一旦離開這裡，有時連命運也變瞭。自然，好壞都有。老舍因為久別京城，才成瞭作傢，而另一些人則泥牛入海無消息瞭。
民國北京青年的生活，可謂五花八門。有一段時間我梳理周作人的材料，對他的學生沈啟無發生瞭興趣。這個人在進出古城之間，留下瞭諸多故事，似乎代表瞭混在江湖的另一類人物。沈啟無1902年生於江蘇淮陰，祖籍浙江吳興。後來在燕京大學讀書。那時候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一時成為周氏的崇仰者。但他畢業後沒有留在舊都，到南開中學去瞭。後來還是靠關系，回到燕京大學。這個選擇與周作人大有關系，所謂周氏有四大弟子，也是那時候傳出來的。一個外鄉人，在這個地方因為老師的緣故而得以立足，應當說能看出中國式生存的隱秘。
周作人的弟子多多，亦步亦趨地模仿老師的思想與文筆，也僅此一人。汪曾祺有一次和我談到沈啟無，很不以為然，那原因是吃老師的剩飯，沒有出息，文章是無生命力的。沈啟無的學術基本從周氏那裡來，也學到一點魯迅的小說史觀，別無創建。他的小品文在韻律上暗襲周作人，連句式都是一樣的。
沈啟無後來在北平頗有些名氣，辦報、成立文學組織，活躍得很。日偽時期幾乎成瞭古都最紅的文人。周作人走在前，他緊隨在後，並高舉著老師的旗幟。可是後來因為周作人疑其搞鬼，將其逐出師門，遂在學界無法混日，失業瞭。他在“文化大革命”交代的資料裡說：
1944年4月間，周作人公開發出《破門聲明》，免去我在文學院的職務，一時陷於失業，靠變賣東西生活。由於周作人的封鎖，我在北京無法立足，當時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報做事，被我拒絕。以後我便離開北京，到南京謀生，胡蘭成約我幫他編《苦竹》雜志。
從北平漂到南京，沈啟無不無孤獨之感。胡蘭成開始對他是賞識的，後來卻也有微詞。張愛玲對這個周作人弟子亦印象深深。《小團員》裡影射到胡蘭成與沈啟無的關系，印證瞭胡蘭成對這位新結識的文人的看法。我讀到沈啟無初到南京時的文字，覺得默然得有點孤寂，文章不像得意時的樣子。顯示瞭他良好的才華。人隻有被拋到孤苦之境，大約才能直面蒼天，心緒裡的東西是靜謐的。
南方的氣候潮濕，四季不及北地爽快。秋天是沉悶的，他似乎並不喜歡。在新的城市裡隻有不適，一切均不及北方爽朗與快意。他便想起京都的風來：
十月的天氣
南來的秋空
蒼蒼茫茫的
黃河的古道無水
我的眼睛遂有風沙的饑渴
這是從他《南來隨筆》中引的詩，內心的不安還是濃烈的。置身於陌生的世界，他忽地有無所適從的感受。人在中年還在漂泊，總是可嘆的事情。然而世道無測，也隻能如此。
談京派文人，沈啟無算不上重要人物。他在帝京寫的文章都不能算好。但到瞭南京，文章似乎有所放開，甩掉瞭周作人的某些影子，於是自得天際，遂出佳句，那與精神的震動不無關系。比如因為胡蘭成而結識瞭張愛玲，對待這位女性的作品，見識是獨有的，文字亦好。他說：
張愛玲的文章，我讀過的沒有幾篇，北京的畫壇上還沒有《傳奇》賣，這次到南京，同蘭成去建國書店買瞭一本再版的《傳奇》，裡面小說一時還沒有工夫讀，僅僅把再版的話讀瞭，接著我讀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談音樂》，使我又聯想起她談畫的文章幾乎每一篇都有她的異彩，仿佛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裡洗練出來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氣，卻有六朝人的華贍。六朝也是一個大而破的時代，六朝人的生是悲哀的，然而對六朝人的描寫，落於平面，把人生和文章分開，沒打成一片，生活的姿態，即使描成種種形形色色的圖案，生命還是得不到解放。因為沒有升華作用，虛空的美，不透過感情，終歸要疲倦的，所以隻能沉入枯寂。枯寂的人生，世界是窄小的，他隻能造成自己的格律，用自己的理性築成藩籬，自己不願意沖破，也不願意被人傢沖破，沒有智慧的靈光，隻有嚴肅的知識是可怕的，人生到此，是要僵化瞭的，要僵化瞭的，不是平靜而是死滅。①
我疑心作者也是借著別人在講述自己。先前的唯知識而知識，與生活的隔膜，至少使自己失去瞭什麼的。張愛玲沒有京派文人的靜謐，雖然是徹骨的冷意，也卷著市井裡的風，是我們活的人生的一部分。沈啟無意識到瞭活的人生的不可確定性。過去講六朝，不過象牙塔裡的吟哦，哪有什麼鮮活的血的流動？而現在，他忽地明白瞭張愛玲、魯迅文章的意義。隻有在漂泊無根的時候，心才通往上蒼，聽到天籟。失去導師的人，回到瞭自己。這也是他南行的收獲。
晚年的沈啟無，靠關系回到瞭北京，內心暗喜。他被安排在大學教書，生活寧靜多瞭。教書中對魯迅頗多心得。他校註的《中國小說史略》，用力頗勤，很可一閱。那時候他閉口不談周作人，對魯迅倒有諸多感受。魯迅被周作人逼走，自己也是這樣。隻是情形不同而已。倒是周作人一生，喜歡寧靜，絕不遊走。除瞭入獄幾年，一直在苦雨齋裡存活。我曾想，他的文字好，固然與安寧的選擇有關。但其文字缺乏變化，也與沒有逃逸與流浪的體驗有關？這個想法，有點可笑。但從人生的巨變與生活的遊弋裡考察作品的內蘊，也實在是不能放過的視角。可惜這樣的文章，我們看得還是不多。
也是由沈啟無引起的話題，讀他的遺墨，忽想起廢名先生。
好像是在一本詩集裡，沈啟無寫到瞭對廢名的懷念。那時候正是抗戰時期，周作人在北京苦住，沈啟無熱衷於辦刊與社會活動。但他們突然覺得身邊少瞭可愛的人物廢名，彼此都有點悵然。
北大南遷的時候，廢名沒有被安排在名單裡。恰好母親病故，他便匆匆趕回老傢湖北鄉下。但他一去就是多年，似乎很安於這次的回遷。在周作人、沈啟無看來，廢名本不該走，留下來也許並不壞吧。不喜歡出離，是京派的許多人的心理。但那時候常態的人還是一走瞭之。人在隻剩有被奴役的路時，還有什麼安於固定的選擇麼？漂泊是重生的可能。老舍、巴金都選擇瞭到異地去抗日的路。廢名則回到瞭自己的故鄉黃梅。
那是個很美的地方，水光漫漫，山有秀色。其中四祖寺與五祖寺就在其間，佛氣縷縷中藏著無量的神奇。有一年我去黃梅，特地與友人去尋找廢名的舊居。那一天的天氣很好，我們乘船涉水，河泊闊大而有趣。後登一青山，山多古跡，前人石刻偶能見到。印象深的是這裡的名字，苦竹鎮、古角山，都帶詩味。於是恍然悟出，廢名的文好，乃天地所染，非做作之筆。廢名教書的地方給我的印象很深，那裡幽閉清靜，竹林茅舍如畫般安寧。在一個山坳邊，昔日的小學校還保留著。那是一座孤獨的老房，很堅實，上下兩層。孩子們上課在一層，二層是廢名休息的地方。房子高大，四周是天地與樹木，真的是遠離城鎮的清靜之所。據說日本人曾炸瞭學校，這是他後來選擇的地方。有點隱蔽，不那麼引人註意。他在這裡教書，很認真，與世是隔絕的。而那本著名的《阿賴耶識論》就是那時候寫出來的。
廢名是周作人最欣賞的學生。沈啟無對其也喜歡得很。但我總覺得他和周作人周圍的人有隔膜的地方。那就是有真的山林野趣。俞平伯、江紹原、沈啟無寫山水，都是書本裡的影像，或者說是士大夫情調裡的東西。廢名卻是仙氣與佛性的流盼，且有野店的泥土氣，加之五祖寺的禪風。他內在的氣息繞著周身，有生命的盤詰。廢名就多年住在五祖寺，與紅塵真的是遠的。周作人、沈啟無稱自己在北平是苦住，其實是染有雜色的，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倒是遠離都市的他保持瞭清潔的精神。他在山林間隱住，不以俗世之樂為樂，連舊京裡的友人都不可思議。在那樣的時代，以這樣的方式來選擇對抗，獨自對著山林與孩子，無疑的是苦澀裡的詩意。
日本戰敗後，廢名被北大教授朱光潛等人力薦，得以返回紅樓。他在北去的途中，還專門去南京的老虎橋監獄看過周作人。那一天他的心情想來一定復雜，或許為老師的苦住京都而遺憾。但他自己未能陷於泥潭，總是幸運的。廢名不相信自己的老師那樣壞，心裡照舊感念著他。所以後來周氏返京後，廢名依然對老師照顧多多。據說過年的時候，他曾送周傢一車煤炭，以解冬日之難。自然還有親近的交往，似乎先前的一切都未發生過一般。這引來意外的變故，待到1952年院系調整時，他竟從北大分出，被發配到東北的一所學校去瞭。
那時候的他已經人近老年，此次漂泊，真的意外。長春的冬很冷，飲食單調，並無濃厚的學術氣息。在四面空曠的校園，一定有諸多困難。他喜歡北京，懷念那裡的學術氛圍。然而命非己定，漂流是自然的瞭。不久就是視網膜脫落，隻好返京醫治。北京已經無傢，他借住在親戚那裡。這時候他感到瞭自己的無用，被拋棄瞭一般，內心是無奈的。人至暮年，精神鬱悶，是生之大苦。他的文章越來越少，已經沒有先前的幽玄迥遠瞭。生活狀態也在改變人。最終也沒有躲過受辱的命運。
廢名幾乎和周作人同時去世，一個在東北，一個在北京。都寂寞地辭世，沒有幾個人知道。天地匆匆，人也匆匆。看那些舊事，我總有難言的感慨。在過往的歲月裡，他們的以不變應萬變，及變中的不變，都隱含著生之無奈。在那個時代，沒有多少人推崇他們的文字，可是現在我們想想歷史，在文字上給人驚喜的往往是這樣的人物。但他們是寂寞的。也緣於此，心就可能貼到泥土，聽到瞭上蒼的聲音。於是學會瞭無聲的表達。或是無法表達的表達。
從韋素園到廢名，時空差異是大的，人的審美亦毫不相同。但他們生前的孤寂和慘烈的影，我們這些後人能體會多少呢？在傳統裡，有的人一直在走，四處漂動著，似乎什麼也沒有找到；有的人一生原地不動，卻參禪悟道者多多。可惜這兩者在民國都不易做到。我記得李叔同從浙江到閩南的路上，見兵匪之亂與生民之亂，頗為痛苦，在那次漂泊中，影響瞭他對塵世的印象，內心經歷著罕有的波動。民國是大動蕩的時期，殊乏靜氣。文人在變故裡進進退退，遭難者為多，遂有瞭多樣的人生。那時候人們喜談六朝之文，不是無緣故的詠嘆，實在機遇如此，淒風苦雨裡，面對的隻能是狹窄的空間。空所依傍，時無居所，在無路的野地，他們蹣跚地走著。我每每讀到這些人的文字，覺出隱隱的痛，而這些，是精神史裡的隱秘，要弄清它的幽曲之路，也並不容易。人生不過一種漂泊，誰也難測自己的終點。也由於此，誘惑著一代代人在沒有路的地方艱難地走著。死於路上，總比老於寓所要悲慨、壯烈。古之人如此，今人亦復如是。那與人類的天性有關還是無關呢，就不太好說瞭。
本文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者：孫鬱
責任編輯：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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